参考消息网9月17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8月26日发表题为《人工智能监管的权衡取舍》的文章，作者是印度储备银行前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思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拉古拉姆·拉詹，编译如下：

　　一位德国商人最近告诉我，欧洲监管机构存在一个问题：他们过于畏惧下行风险。他说：“在任何新的创新产业领域，他们的监管力度都过大，扼杀了一切上行潜力。”他接着说，相比之下，美国人更关注上行潜力，因此会暂缓监管，直到对潜在后果有更充分的了解。他说：“难怪美国在创新产业的影响力要大得多。”

　　人工智能（AI）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24年8月，欧盟出台了全球首部全面的人工智能监管法规，针对歧视、虚假信息、侵犯隐私以及可能危害人类生命或威胁社会稳定的人工智能系统等风险建立了防护机制。该法规还对人工智能系统划分了不同风险等级，并针对不同等级制定了差异化管控措施：AI驱动的社会评分系统被直接禁止；高风险AI系统则受到严格监管，同时明确列出了违规行为的罚款细则。

　　然而，在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欧洲的存在感微乎其微，尤其是相较于美国。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者均为美国企业，例如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Anthropic公司和谷歌，欧洲还没有一家企业能达到同等水平。这一显著差距的说服力不言而喻。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推出的《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似乎是更优路径，该计划旨在减少人工智能领域的繁琐手续与监管束缚。

　　欧洲监管模式的问题在于，在技术潜力尚未明确之前，就将合规成本强加给新兴企业。传播虚假信息或歧视特定族群的聊天机器人当然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但在技术系统发展初期，必须对此类错误有一定的容忍度。

　　此外，当开发者能更自由地探索系统的潜力时，他们也会有时间去寻找经济有效的方法，解决那些影响系统可靠性的问题。从一开始就要求技术系统近乎完美，不仅不能为社会提供保障，反而会扼杀产生突破的试错过程。

　　当然，种族歧视这类错误的代价可能极高——尤其是在聊天机器人与数百万人交互的情况下。一些监管机构意识到这一风险后，仅允许在严格受控的环境中测试新产品。创新者可以在限定用户群体中开展试验，而且全程处于监管机构的监督之下。这种“沙盒”模式有助于防止危害扩散至更广泛的公众群体，而这正是欧洲最核心的关切。

　　但沙盒模式也可能限制“积极成果”的产生。在小规模受限群体中开展试验，无法充分释放“网络效应”的价值，即用户越多，产品价值越高。此外，这类试验也无法催生那些“非目标用户使用产品后意外产生的突破性进展”。简而言之，沙盒模式也许能防范灾难性后果，但也可能扼杀新发现。尽管沙盒模式比直接禁止要好，但仍可能导致创新者在扩大规模之前就埋没了太多有前途的想法。

　　那么，美国“自由放任”模式的代价又是什么？最明显的一点是，该模式下，由于“问题产品”的存在，整个体系可能陷入崩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次贷危机就是例证。如今，人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行业也有类似担忧(FTX交易所的崩盘被视为预警信号)。

　　从历史上看，美国凭借雄厚的财力，可能更愿承担此类风险；而分裂的欧盟则更为谨慎。但随着其财政空间不断缩小，美国也许会重新审视这一模式。

　　然而，即使美国希望加强监管，相关机构真的能实现这一目标吗？美国一贯的做法是：等到某个行业发展到足以产生影响的规模后，才着手监管。但到那时，该行业已强大到足以左右任何旨在约束其发展的规则。以加密货币行业为例：该行业资金充裕，游说团队实力雄厚，且高度专注于维护自身利益，事实证明，它擅长左右政客及公众舆论，使其有利于自身。其结果必然是监管力度不足，即使公众面临的风险已显而易见。

　　相比之下，倾向于“厌恶风险”的欧洲则会在创新行业规模尚小、话语权微弱时就早早介入。而在这一阶段，主导讨论的往往是传统行业(例如，受到加密货币威胁的传统银行业)。这些群体的影响力会推动政策走向过度谨慎，催生严苛的监管规则。由此可见，美国的问题在于“监管太晚、力度不足”，而欧洲则是“监管太早、力度过猛”，两者都未能把握好平衡。

　　尽管双方都有理由向对方的立场靠拢，但值得强调的是，监管并不止步于国界。事实上，全球也许能从“差异化监管模式”中获益：美国的聊天机器人可以在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下发展，快速开展试验并实现规模化；但一旦它们寻求全球布局，就必须遵守欧洲更严格的标准。凭借充足的资源和强烈的激励，这些企业会找到富有创意且成本低廉的合规方案，而这些风险防控策略最终可能反哺美国市场，为全球带来更多、更安全的创新成果。

　　无论如何，这是理想的情况。现实可能更为复杂：也许在欧洲监管机构采取行动前，美国企业已对全球造成损害；也许欧洲会在创新萌芽前就持续抑制其发展，导致全球创新成果不足。但最大的风险也许是，大西洋两岸的监管机构试图将自身规则“输出”，并迫使对方遵守。因此，如果欧美监管机构能继续保持“对监管的差异化理解”，也许才是最符合全球利益的选择。（编译/刘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