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技术的魔力与精确度大增。就如同只要你愿意，无人机不仅能隔空送戒指，还能帮你准确把它戴在新娘手指上一样。

　　有人认为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飞跃，都离不开技术宽松发展，也与公共伦理尺度的放松相关。但是历史的教训是，在很多情况下，某些科技发展在无意中忽视伦理，盲目冲向技术的泥潭。如同新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向人们作出了解放的承诺之时，它又在前所未有地读取我们的身体和思想，由此带来的社会副作用可能甚至会超越英国作家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场景。

　　理论界已经注意到，技术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人为的进程，需要审慎考虑我们意欲达成怎样的未来。

　　一些人认为，技术的副作用都是意外的结果，如同汽车的发明，不能为车祸伤亡负责一样。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道理。但是，技术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进入了裂变式阶段，一旦发生原子裂变式后果，这种意外即使是无意，也是公众不能承受之重。因此，预见性与敏捷性的社会管理成为要件，如果仅运用程序性“创可贴”，并不能治愈深层次的伦理缺陷。

　　不单是有形的技术后果，无形的社会后果也在与裂变式技术发展伴生。关注公共理性的本质，在于注重人的权利与公平，而无论如何要避免单纯的技术像行为规则一样去支配社会。你在生活中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事实，当你到医院的眼科和神经科去时，没有一个医生不会告诫：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要理性地控制电子设备使用时长，因为过度使用会对人的眼睛与神经有明显伤害。而各大网络公司无不在千方百计吸引用户延长在网时长，有的西方大公司甚至故意在深夜推出新的、有魅力的内容，使人超常贡献出自己的注意力与金钱。

　　这是公共责任被个体和团体似乎无过错地伤害的一个小现象。事实上，无所不在的网络已经把社会上的一切列为运算的对象，这需要社会理性地管理，也需要使用者有自我警醒的个人理性，用于必备的自我防范。

　　记者、编辑作为自然人，有个人的情感和利益，而作为职业人，需要遵循职业道德和公共责任。这种双重身份可能导致角色冲突，乃至公共责任与个人利益的冲突。现在，这种现象放大到团队性甚至行业性的呈现，而且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这是需要不分国别都要正视的。（江作苏）